201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由于性侵丑闻被取消，这也是该奖项自1901年设立以来第一次因丑闻暂停颁奖。事情的起因是斯德哥尔摩日报《每日新闻报》的一则报道，报道刊登了18名女性的证词，称她们遭到了“文化大咖”让-克洛德·阿尔诺的性侵犯或猥亵。他是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的丈夫，曾经屡次借职权之便威胁或诱惑在文学艺术界初露头角的女性。
在这18名女性之外，还有难以计数的其他受害者。事实上，阿尔诺在90年代就已经是惯犯了，但要等到2017年的反性侵运动浪潮，他的罪行才得到了披露。他最终被判处强奸罪，刑期两年半。塔琳娜·弗罗斯滕松则因为涉嫌泄露诺奖获奖者信息，于2019年辞掉了文学院的职务。
作为揭露此事件的第一人，
在2024年诺贝尔文学奖即将颁布之际，我们重新回顾这一事件并凝视诺奖的“黑箱”，也是为了提醒我们自己，有时，反而是令人感到崇高且毫无问题的地方，更加容易成为滋生罪恶的温床。
[瑞典] 玛蒂尔达·福斯·古斯塔夫松 著 沈赟璐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4-8
文化界的精英主义是如何保护性侵犯者的？
一切都要从名为“论坛”的文化场所说起。那里是瑞典的著名文化场所，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个地下室，由让-克洛德·阿尔诺和诗人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这对夫妇经营。“论坛”的氛围十分前卫，参与“论坛”活动的都是瑞典的文化名人，文艺界新人也往往迫切希望加入这里以获得更多关注。弗罗斯滕松作为瑞典文学院院士，以及“论坛”的文学板块负责人，自然影响着年轻的作家和诗人的未来发展，而她的丈夫阿尔诺在要求女性新人和自己发生性关系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不知道我跟谁结婚了吗？”
除此之外，瑞典文学院与“论坛”还有许多微妙的关联。比如，文学院士们通常都参加过“论坛”。也就是说，如果你梦想得到文学院的席位，那就最好在地下室被人看到。作者提到，在瑞典这个小国，某种文化视角或某个圈子可以占据绝对的话语权，“论坛”就代表了这一视角，而瑞典文学院的成员拥有某种不容置疑的权力地位。
只不过，以上似乎还不足以解释如下问题：为何长久以来代表着高雅文学的瑞典文学院，竟然在漫长的岁月里都不曾意识到（或暗中包庇了）性侵的发生？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古斯塔夫松用大量篇幅描述了瑞典文学院的发展，以及瑞典文化界的历史。她发现，上世纪80年代瑞典文化人士经历了70年代的理想主义之后，厌倦了自然和淳朴，头发上插花的嬉皮士被昂贵的鞋子、精英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取代。《卫报》的一篇报道也指出，瑞典文学院代表了一种“T·S·艾略特式的文化”，有点男性化且毫无羞耻心。这在阿尔诺经常光顾的餐厅就可见一斑——在这里，重要的常客都有专属的酒杯，酒杯的编号越小，声誉越高，而阿尔诺用3号杯喝红酒。
精英主义的另一表现是对艺术的绝对信仰，以及对道德的鄙夷。根据一名受到阿尔诺性骚扰的女性回忆，阿尔诺那群人“是世故的”，同时“在理论上被黑暗吸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丑闻报道不仅不会削弱他，反而有助于塑造阿尔诺的神话；如果有人指责阿尔诺的性骚扰或出轨行为，他便会用“艺术自由”的理由把对方斥责为道德家和庸人。早在90年代，就有一篇名为《文化精英中的性恐怖》的新闻报道试图揭露阿尔诺，却产生了反效果——阿尔诺并未被逮捕，他意识到自己即使被曝光也能够逍遥法外，反而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如果说艺术的“崇高”与“神秘”成为了暴力的保护色，那么，瑞典文学院无疑就是崇高的象征，它在成员和外界眼中近乎于一个宗教团体，无需受到外界审查，又掌握着国内知识分子们的命脉——每年，该机构都向瑞典作家颁发约1400万克朗的奖金，这对于瑞典日渐狭义的文学界来说无异于救命稻草。这种极度的不透明最终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中体现出来：每年二月，学院成员会审查约200份提名作品，在五月份前列出入围名单，然后在夏季仔细研究有希望获奖的五位作家。文学院成员需要遵守终身保密协议，个人或团体无法申请诺奖，它只能被单方面授予，同样，那些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从未获诺奖的作家，也无从得知原因。
由此，作者古斯塔夫松指出，近两年的反性侵运动率先发生在文化界不足为奇，这是因为，没有比创造独特艺术的才能更能保护施暴者的东西了。即使阿尔诺本人没什么创作才能，被很多人视为“混子”，与具有真正才华的卡塔琳娜结婚也足以使其受到保护。
是性侵受害者，抑或“共谋”？
文化界的其他特征也保护了阿尔诺。古斯塔夫松提到，在别的地方，地位是可以衡量的，但是文化界的等级制度不够正式，也不可言说。地位并不体现在名片上印刷着的头衔，而是由人脉和口碑体现。“在这样一个世界，能描绘出令人信服的游戏规则的人，就能大行其道。”阿尔诺就是这样一个描绘游戏规则的人，他从未上过大学却伪装成学术精英，谎称自己领导了“五月风暴”革命，却从未在相关著作中被提及。然而，没有任何人怀疑过他的出身，人们只想把他当做一个自由填充内容、满足自我投射的壳子，阿尔诺由此成为了文化界虚荣表面的一个象征。
在受到性侵害的女性中，一名化名为米拉的艺术家认为，人们崇拜阿尔诺并不是因为他有深刻的想法，而是因为他“懂得如何具体地应对生活”，阿尔诺梳着时髦的黑色马尾辫，熟知与人社交的法则，代表了一种令她向往的、残酷的生存智慧。阿尔诺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对女性下手的，他能轻易识别出初入文坛、既有野心又脆弱的女性，比如，米拉就被他看出想要出人头地，她首先被阿尔诺吸引，自愿与之发展成为情人关系，却发现对方的性行为极其粗暴，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他的控制。然而讽刺的是，真正缺乏才能的是阿尔诺——一名受害女性指出，阿尔诺希望加入知识分子对话，却跟不上深入的文学讨论，和有创造力的女人上床成为了他接近艺术的方式。
这些女性出于强烈的自尊心，或者对整个情况的认知，往往更难将自己认同为“性侵/强奸的受害者”，有时还会将自己视为共谋。她们最经常提到的表述就是：“我自己也并不无辜。”化名为约翰娜的女性在证词中坚持认为，阿尔诺并没有伤害到自己，她将粗暴的性行为视为自己进入文学圈的“入会仪式”，一个有趣、令人兴奋的写作素材，可以带回家进行再编织。
古斯塔夫松由此探讨了“如何谈论自己遭受的性侵”这一问题。她发现，在古代戏剧和《旧约》中，男人的战斗场面都得到了准确的描绘，与之相比，性暴力只是在字里行间一闪而过。对于如此普遍且重要的经历，女性却只拥有“强奸”这种有限的叙述方式，她们不愿意使用这个词，也无法对“强奸”产生身份认同。古斯塔夫松认为，这限制了人们对广义的性骚扰或性虐待进行有效的讨论，导致女性对那些没有造成创伤的犯罪行为保持沉默。然而，“这些事件本应该是有意义的经验，让你对自己有所了解，让你朝着新的方向前进。”
这也是为什么古斯塔夫松在书中完整呈现了受害女性的口述证词，也亲身探访了阿尔诺在法国的出生地、梳理了他的生平以及他与身边人的关系，以保留事件的复杂性。2017年，当她和《每日新闻报》的编辑讨论应如何呈现报道文章时，她敏锐地意识到，这篇报道必须更具体，封面绝对不能是“一张马赛克人脸或通往未知地下室的楼梯”这样的陈词滥调。因为，如果文章不够有说服力，它也将沦为让-克洛德·阿尔诺神话的一部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仍在不断发生。比如在2020年韩国N号房事件核心人物“博士”被逮捕时，他自称“恶魔”，这让媒体与警方感到不适，仿佛他变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因此大大消解了事件的严肃程度。
令人欣慰的是，古斯塔夫松实现了目标——与阿尔诺、地下室“论坛”、瑞典文学院以及围绕其中的谜团相比，她的报道拥有了与之抗衡的强度，并未落入平庸，也引发了后续的连锁反应：瑞典文学院不再被某种崇高的魔力所包裹，开始通过改革措施提高透明度；当年几位院士愤怒辞职后，文学院也遴选出了新成员。
可是，诺奖丑闻以及至今层出不穷、不断升级的大规模性侵事件也让我们意识到，为了对抗性侵施暴者，我们拥有的语言、意识与武器虽然有所进步，却还远远不够。对抗性暴力并不容易，仍然是任重而道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