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港区招募中心出入口。(整个招聘流程在园区内实现了闭环管理。 从大门到体检点,长达数百米,一路顺畅,少有排队情况。一名富士康工作人员告诉
附近商贩也坦言,自2022年后,富士康郑州厂区的员工正在减少。今年的旺季没有预想中旺,他们的生意反而更难做了。
陈姐在富士康园区附近经营着一家小餐馆,今年是她开业七年以来生意最差的一年,即便在旺季,一天的流水也只有3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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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溯到2010年,当时富士康被深圳工厂员工连跳事件搞得焦头烂额,在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顺势将核心业务之一的苹果手机整机生产项目内迁到郑州。
为了能“抢”到富士康,郑州以极优惠的条件,将航空港区毗邻新郑机场的一处超大地块提供给富士康,约10平方公里,是富士康龙华园区的4倍大。
这块地原本是一片郁葱的农田和枣园,如今还依旧保留着“枣园”的地名。“你现在看到的住宅、商场、工厂都是富士康来了之后建的,住在市区的人基本不会过来,太偏僻了。”当地出租车司机回忆道。
谁能料想到,仅用5年时间,郑州便跻身为名副其实的“iPhone之城”。
2010年至2016年间,郑州富士康累计生产超4.6亿部iPhone,一跃成为全球最大的iPhone生产组装基地,贡献了四五成iPhone产能。
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省,很长一段时期,河南经济的外向度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据郑州海关统计,2010年上半年,河南省实现外贸进出口总值77.1亿美元,其中出口46.5亿美元。而同时期富士康深圳龙华园区的出口额高达480亿美元,河南全省的外贸出口额都远比不上富士康一个厂区的。
富士康郑州厂区投产后,局面出现大逆转。
投产当年,河南的外贸排名在中部六省份中冲到首位。次年,河南省的机电产品出口额增加到84.09亿美元,增幅高达226.8%。
2010年至2023年,郑州外贸进出口额增长了近17倍,富士康功不可没。今年6月,《河南日报》报道称,建厂以来,郑州富士康累计进出口额约占河南省进出口总额的60%、郑州市的80%。
然而,近年来受疫情、地缘政治因素影响,苹果要求它的供应链企业将产能从中国分散转移至全球其他地区,富士康的去留问题也成为关注焦点。
“富士康加速撤离中国大陆”“富士康重仓转移至越南、印度等地”的话题时常见诸报端,很少有制造业企业像富士康这样充满话题性。
今年一季度,河南手机出口量为665万部,断崖式下滑60.7%,直接导致一季度河南出口额大跌23%,似乎坐实了富士康这回是真在撤离——在2018年巅峰时期,河南全年手机出口量有1.26亿部。
与此同时,在半个地球之外的印度城市班加罗尔,一座新的“iPhone之城”正在酝酿中,鸿海集团计划在这儿新建一个最高可容纳10万人的新厂房。
班加罗尔有印度“硅谷”之称,是外国高科技企业在印度的首选地之一,IBM、微软、谷歌等都将区域业务中心设在此地。
历史上,富士康曾有过几次重要的产能迁移。
从上世纪80年代从台湾到深圳建厂,到2000年代内迁至中国内陆城市,再到如今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转移。
资本总是逐利的,特别是利润率相对低的代工制造企业,永远在寻找更低廉的土地、劳动力和成本。随着国内人工费用的提高,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富士康选择将郑州工厂的部分iPhone产能转移到印度。
虽然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加速器,但这种趋势在此之前就开始了。
早在2017年,富士康就开始在印度尝试生产iPhone,不过生产的是iPhone SE系列的低端机型。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后,苹果加速推动供应链的多元化。这一背景下,富士康加大对印度的投入,2019年在印度Sunguvarchatram设厂,生产当时已上市一年的iPhone XR。
此前,印度仅生产组装iPhone旧机型。由于印度本土苹果供应链还处于发育阶段,大部分零部件依赖从中国进口,在iPhone 14之前,印度的生产进程至少落后中国半年以上,通常新机发布后才开始生产。
但目前,两地工厂的差距正在迅速缩小。
2023年iPhone 15系列量产时,富士康印度工厂几乎与中国工厂同时生产最新的iPhone机型,出货时间仅晚于中国几周,不过印度工厂当时只生产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入门机型。
对于印度制造而言,一个里程碑的时刻是,苹果首次在发布会当天销售印度制造的iPhone 15。当天,Sunguvarchatram厂区的印度工人为首批出货的新机型举行了法会。在一辆装满新手机的卡车前,工人们将镶有花环的印度教诸神的照片放在车前,点香、供奉香蕉用以祈祷。最后,一名工人把一个南瓜和一个椰子砸在地上。
去年底,鸿海集团宣布,其印度子公司将扩建厂房,预计投入500亿新台币。外界猜测,此举是为在印度工厂进行iPhone 16系列的NPI做准备。
NPI是将苹果新产品从概念阶段引导至量产的关键生产环节,对供应链的要求极高。这也是iPhone历史上首次在中国大陆以外地区做NPI,而在2023年以前,苹果在中国完成NPI后,才将产能转移到印度。
近期,富士康被曝在印度制造iPhone 16 Pro和Pro Max,这也是印度首次生产iPhone高端机型。
在苹果产品的代工环节,iPhone高端机型的价值最高、利润颇丰,但生产难度也最大,对本地供应链丰富度要求极高。以往,一向由郑州富士康负责iPhone Pro、iPhone Max系列高端机型的生产组装。
据《财经》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富士康在印度主要负责生产iPhone的是金奈(Chennai)园区,2022年仅有3条产线,2023年扩充至6条。今年的规划是扩建至8条,每条产线日产能约1.2万台。而郑州富士康的iPhone产线有38条,约是印度工厂的5倍。
产能方面,去年印度的iPhone产能份额约为12%。根据多家机构预测,到2025年印度的iPhone产能将增加到20%至25%。不过,就目前进度来看,要实现这一目标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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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在中国被宠坏了,印度除了劳动力,其他的一切都很贵。”一位驻印度工厂援助的中国富士康工程师如此说道。
客观而言,印度供应链整体质量仍与中国有“壁”的差距,电子产品所需的集成电路、LED等零配件和原材料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印度工厂的成本和不稳定风险会更高。
此外,富士康印度工厂还面临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电力短缺、员工旷工率高、劳资纠纷加剧等难题。
眼下是iPhone16生产旺季,印度却在遭遇一场持续数月之久的极端高温天气。富士康被印度政府要求削减北部组装厂30%的用电量,iPhone16的生产节奏想必会受到影响。
苹果对今年搭载了更多AI功能的iPhone16系列期待很高,出货量也调高到9000万至1亿台,比iPhone 15系列同期提高了10%。业界认为,为了求稳保供应,苹果今年可能会将更多订单交给郑州富士康负责。
短期内,印度制造还无法超越中国制造。苹果CEO库克曾坦言,中国拥有着全世界数量最为庞大的工程师和技工群体,这是中国难以被取代的原因。
对于一心想寻找劳动成本洼地的富士康,印度无疑是一片沃土。如今,富士康在印度拥有约4.8万名员工。和中国不同,富士康印度工厂的装配线工人以18岁至30岁的年轻女性为主,女性工人约占七成,男性员工仅占三成。
富士康为这些工人提供免费食宿,他们每月工资约200美元,大致相当于印度的人均GDP水平。
但劳动力的质量与工作文化远比想象中更重要。
为了让印度工厂尽快达到中国工厂的标准,富士康去年开始派遣更多中国员工到印度监督运营及培训。
然而,这是个充满挑战的过程。这些被派遣的中国员工几乎不懂英语,更多只能依赖翻译软件和肢体语言沟通。而印度工厂与中国工厂几乎一模一样,部分从中国采购的机器甚至只有中文说明书和按钮。
更让富士康感到冲击的是,印度工人推崇8小时工作制和特有的茶歇休息时间。“你刚刚坐稳座位,休息时间就到了,”一名富士康印度工厂高级经理感慨道,“印度工人的请假频率很高,请假理由是他们认为有必要的,例如照顾生病的家庭成员、经期对女性不吉等,开会也经常迟到。”
去年2月,在苹果、富士康和其他公司的游说下,印度卡纳塔克邦放宽了劳动法,允许12小时轮班制。然而,在印度工会和其他活动团体的抗议下,这一计划被搁置了。
在中文互联网,长期流传着印度产iPhone良率仅50%的说法。8月23日,刘扬伟回应道,“印度制造与中国大陆制造的没有什么差别。如果只有50%,我早就撤了,我不撤,客户都叫我撤了。”
不过,据《财经》报道,富士康印度工厂的产品良率仍远低于郑州工厂的98%以上。
在iPhone16发布前的备货期,这场游移于中印两国的产能之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坊间传言,因为印度产iPhone良率低,今年部分iPhone产能会回流到郑州。随即,郑州工厂两周进厂5万人、富士康高价招工等话题也在网络走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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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战略是富士康——更准确地说,是其母公司鸿海集团寻求转型,试图找到新增长点的策略。
鸿海集团由郭台铭于1974年创立,最初靠生产黑白电视机旋钮起家,逐渐发展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品代工服务商,业务涵盖电子制造、工业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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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确切地说,富士康是鸿海集团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子公司,主要负责苹果产品组装业务。
目前,富士康是苹果最大的代工厂。TrendForce数据显示,70%的iPhone 15系列由富士康负责生产组装。
尽管富士康每年为苹果代工创造的收入以千亿计,但代工厂处于产业链底端,利润微薄。
鸿海精密财报显示,近十年间,公司的净利润率只有个位数,最高未超过3.5%,甚至有逐年下滑的趋势。
即便如此,苹果代工赛道的竞争仍异常激烈,近年来立讯精密逐渐成为富士康的挑战者。
自2021年首次代工iPhone13后,立讯精密一跃成为iPhone的第二大代工厂商,它同时也是苹果最大的无线耳机和智能手表代工厂商。去年,立讯精密已成功从富士康手中夺得顶级机型iPhone 15 Pro Max 30%的生产份额。
消费电子代工业务是鸿海集团的支柱业务,贡献了集团过半营收。在消费电子领域,除富士康为苹果代工外,鸿海系还有两家重要的上市公司,分别是富智康集团和工业富联。
其中,富智康集团主要负责非苹果手机组装业务,比如为华为、小米、一加、索尼等品牌代工。过去几年,业绩始终疲弱,毛利率也仅有1.5%左右。2024年上半年营收为18.96亿美元,同比下降29.2%。
工业富联是鸿海集团将消费电子零部件、服务器代工等业务打包注入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英伟达AI服务器核心供应商,工业富联约占全球AI服务器组装份额的4至5成。今年上半年,工业富联的归母净利润达87.4亿元,其中AI服务器是业绩增长重要驱动力,收入同比增长超230%,被多家机构看好。
富智康和工业富联业绩的一凉一热,也反映了鸿海集团面临的现实问题,即消费电子代工是基本盘,但不赚钱,也无法创造更多增量。
鸿海集团二季报也体现了这点,主营产品中,仅有消费智能产品收入与去年同期持平,云端网络、电脑终端、元件和其他产品均有明显增长。
为了寻找新增长动能,2020年6月,鸿海集团明确提出聚焦“3+3”战略产业转化落地。2023年4月,富士康在郑州揭牌了新事业总部,宣布将深耕河南。当时,刘扬伟出席了揭牌仪式,并称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在河南“再造一个‘新富士康’”。
随后,富士康在郑州接连成立两家公司,用于统筹新能源车业务。其中,2023年6月成立的富士康新事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亿元,已实缴注册资本,另一家公司注册资本5亿元,尚未实缴。
另一个富士康加大对河南投入的信号即文中开头所述,7月下旬富士康与河南省政府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
该项目一期选址在郑东新区,建筑面积约700公亩。此外,富士康还计划在郑州航空港区重点布局新能源试制中心、固态电池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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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富士康”是否有实质性进展?8月上旬,
目前,富士康新事业总部过渡办公地在中原科技城孵化基地,挂牌楼层为9楼、10楼。但实际仅使用10楼办公室,规模较小,9楼办公室暂未开发。